在今年舉行的聯合國《生物多樣性公約》第16次締約方大會（COP16）上，舉行了第八屆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會，北京被評為“生物多樣性魅力城市”。
一座人口超2000萬的超大城市，是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的？在鋼筋水泥的“叢林”中，人與動植物又該如何和諧共處？在人民日報海外版“俠客島”開展的微博直播連麥中，記者與國家林草局世界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聞丞進行了交流。
物種多樣性是城市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參考
在許多人的認知中，北京人口眾多、道路復雜、建筑密集。無論怎么猜，這座超大城市，似乎都與“生物多樣性”不搭邊。
但事實并非如此。北京市生態環境局數據顯示，北京累計實地記錄生態系統群系136種、物種6895種；處于全球“東亞—澳大利西亞”候鳥遷飛區，有確切記錄的野生鳥類達519種。這個規模超過了全球鳥類的5%、全國的三分之一。
從專業角度來說，生物多樣性包括生態系統多樣性、物種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三個由宏觀到微觀的層次，評價一座城市的生物多樣性要考慮這些不同層面。但對公眾來說，物種的豐富、多樣，是評估一座城市生物多樣性最直觀、也最易理解的指標。
“中國有1500多種鳥，北京就囊括了三分之一，占比很高。這是豐富的北京生物多樣性最直觀的體現。”聞丞說。他曾深度參與北京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，對北京的物種十分了解。
“不光天上飛的物種豐富，水里游的也同樣。”聞丞介紹，歷史上，北京曾有80余種淡水魚類。由于環境惡化，數量一度下降到30多種。近幾年，北京生態環境尤其是水環境大大改善，北京的魚類數量恢復到60多種。
“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判斷一座城市的物種是否豐富：一是這個地方現在有多少物種，就是算一算絕對數量；二是經過保護后，這個地方的物種數量是否有所恢復；與還沒有出現大規模人類活動時相比，是不是又盡可能保存了當地原有的特色物種。”聞丞說。
近年來，褐馬雞、黑鸛、鴛鴦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野外種群的數量，在北京地區不斷上升；震旦鴉雀、栗鳶、栗斑腹鹀以及叉唇無喙蘭、尖帽草等北京新記錄野生動植物也不斷涌現。
以褐馬雞為例。歷史上的北京，原本是褐馬雞的主要分布地之一。在一段時期內，褐馬雞數量減少，甚至極少在北京現身。近些年，研究人員發現褐馬雞在北京的分布點顯著增加，百花山自然保護區等地經常出現它的身影。這些物種的重現，既印證了北京生物多樣性的豐富，也說明當地生態系統正不斷恢復。
指標物種出現標志生態環境向好
生態學常以某些物種在特定地區的出現，作為反映當地生態環境向好的依據，這類物種被稱為“指標物種”。
北京有6895種物種，哪些物種算指標物種呢？
北京有廣闊的山地。松鼠是山區的一種指標物種。松鼠需要依賴楓樹、橡樹等結籽兒的樹儲存過冬食物。聞丞介紹，如果一片樹林出現2至3種松鼠，說明這片森林生產種子的能力很強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超過1種以上的松鼠就可以作為一個指標。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、香山公園、百望山森林公園等地，都是松鼠的樂園。隨著城市綠化環境不斷改善，北京市區的公園里也經常出現松鼠。
當樹木步入老年后，容易生病，啄木鳥就會來到樹上活動，主動開鑿樹洞。樹洞有時變得越來越大，一些不具備在樹上打洞能力的鳥，比如鴛鴦、貓頭鷹也會慢慢地在樹林里出現，住進樹洞里。“當樹林里出現鴛鴦和貓頭鷹這類在樹洞里做巢、體型較大的鳥時，也表明這片樹林的環境比較接近理想狀態，它的生物多樣性一定是比較好的。”聞丞說。
再來看城市綠地。鳥類、傳粉昆蟲如蝴蝶和蜜蜂等，是標志城市綠地生態系統質量的指標性物種。“在北京，如果一個地方的生物多樣性豐富，那里多半會有蝴蝶和各種各樣的蜜蜂。比如在故宮里，我們會在一片花壇中看到6種以上的蜜蜂。”聞丞說，“相反，如果生物多樣性不好、生態系統結構出現問題，出現的就主要是一些雙翅目昆蟲，比如蒼蠅、蚊子。”
蜻蜓則是判斷水環境生態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標。“北京有一種罕見的低斑蜻。”聞丞說，“在我國，低斑蜻曾廣泛分布在華北、華東等地。但現在，它是極危物種。低斑蜻對環境要求極高，這使得它對于城市生態環境的指示作用超過其他絕大多數生物物種。”
如今，低斑蜻在北京溫榆河流域、鳳凰嶺，乃至靠近市區的圓明園、頤和園等地都有所恢復。有低斑蜻的地方，也一定會有螢火蟲、青蛙和其他對水質要求很高的魚類。“這是北京生態環境改善、生物多樣性提升的有力印證。”聞丞說。
2023年，北京中心城區記錄到了24種蝴蝶和29種蜻蜓，光在天壇公園就記錄到了13種蝴蝶，表明這里是蝴蝶在首都核心區最重要的棲息地。此外，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也記錄到了16種蝴蝶和24種蜻蜓，是中心城區生物多樣性最集中的區域之一。
然而，也并非所有的新增物種都預示著當地環境向好。一些外來物種，比如在南方出現過的福壽螺、紅火蟻等，雖屬于生物多樣性新增的一部分，卻會對入侵地區產生危害。而另一些物種的出現，可能是由于氣候變暖影響，導致原本出現在溫帶、亞熱帶乃至熱帶地區的物種不斷北移。
保護生物多樣性城市規劃先行
北京生態系統和物種的多樣性，遠超同緯度很多區域。
“這和北京的地理位置有關。北京處在不同生物地理區交匯地帶，這使得北京的生態系統和物種非常豐富。”聞丞說。
對于一座超大城市來說，這無疑是種先天優勢。但也提出了另一重挑戰，如何保護好這些物種？
必要且首要的，是城市規劃層面——要在城市的空間規劃中為物種騰出空間。
過去20年，北京市先后出臺《北京城市總體規劃（2004年—2020年）》《北京城市總體規劃（2016年—2035年）》。兩版規劃中，都提出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。之后，為落實《北京城市總體規劃（2016年—2035年）》中生態修復的要求，北京市又組織編制了《北京市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規劃（2021年—2035年）》。這版規劃中，打造“全球頂級生物多樣性之都”被寫入規劃愿景，編制者充分考慮北京生物多樣性恢復潛力和目標，做了定量、明確的規劃。
聞丞和團隊深度參與了這項工作。“我們系統梳理了北京歷史上有哪些值得保護的鳥類、獸類，甚至魚類。對兩棲動物、植物都做了充分考慮。比如它們需要什么樣的環境才能生存，目前北京的哪些城市綠地、城市水體和農田、山林能滿足要求，能不能通過人工恢復，或是自然引導達到良好狀態。”聞丞說，“我們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上做了系統分析，幾乎考慮了北京每一片土地上，能恢復哪些蝴蝶、哪些蜜蜂、哪些鳥，以及哪些水域里能恢復哪些魚，然后根據實踐經驗，提出恢復指標物種的導則。”
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的指導下，北京開展了一系列保護行動：劃定生態保護紅線、建設自然保護地，守護重要生態空間；持續開展污染防治和生態修復，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；開展生態產品價值（GEP）核算，并應用于生態保護補償，不讓保護生態者吃虧……
如今，北京市森林覆蓋率達到44.9%，城市綠化覆蓋率達到49.8%，公園綠地總數提升至1065個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到16.9平方米。正是綠色空間的不斷擴展，為北京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“此外，北京的生態文明宣傳教育氛圍非常好，從小學起，孩子們就接受生態環境教育。而且北京的生物多樣性數據中，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來自關心環境和野生物種的社會組織和公眾，這非常難得。”聞丞說。
找到人與野生動物相處的“平衡點”
隨著保護力度加大、野生動物種群增長，城市里也出現越來越多野生動物。近年來，我們常能見到野猴、野狐貍向人類討食的新聞，也能看到野豬、東北虎等闖入人類居住地，甚至還發生了傷人行為。
“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，一方面，城市越擴越大，不斷將不屬于城市的生態系統包到里面；另一方面，動物也適應了人類活動，慢慢往城市里走。在歐美的國際化大都市里，也會出現許多野生動物。”聞丞說。“人與動物在資源、空間利用上的矛盾是一定存在的，但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管理、技術和社會動員來解決。”
根據《北京市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規劃（2021年—2035年）》，大中型哺乳動物恢復的空間被設定在山區，這里人類活動較少，二者基本互不干擾。在平原區，要恢復的則主要是鳥類以及和人沖突較小的物種。“人和動物最好的關系是各得其所、各自安好，形成生命共同體，盡量減少矛盾。”聞丞說,“人與野生動物相遇，一方面可能會造成直接的人身傷害，另一方面也存在傳播人畜共患疾病的風險。”像野豬、大象等野生動物，都是對人類具有傷害性的動物。
聞丞認為，城市在建設基礎設施時，或可設置一些隔離帶或路障，讓這些可能和人類發生沖突的物種盡量不要無障礙地進城。“還是要有一定隔離，高速公路或綠地隔離帶、溝渠等，都可以起到相應作用。”
“另一方面，人類活動較少的地方，可以設法為野生動物創造生存空間。”聞丞說，“有一些破碎的空間，比如山區、郊野等被一些基礎設施隔離開的區域，我們可以做一些優化，把它連起來，讓動物能夠在城市外相對自由地活動，但進城又有一定難度。這樣就能把這些大型動物和人隔在相對獨立的區域，減少接觸的機會。”
“動物闖入城市的一大原因是為了覓食，我們要優化野生動物生存條件，盡量讓它在自然界里就能獲得足夠的食物。讓不同物種以原有方式去生息繁衍，是人與野生動物最好的共存方式。”聞丞說。
人與野生動物在城市生存空間方面存在沖突與競爭，但與此同時，它們又構成了城市重要的自然與旅游資源。這一點在北京體現得淋漓盡致。北京有十大觀鳥勝地，每逢秋冬候鳥遷徙季節，都能看到很多攝影愛好者前來觀鳥、拍照。沿著世界遺產北京中軸線觀光，從北邊的什剎海，到南邊的天壇，人們可以看到自由生活的綠頭鴨、鴛鴦、白鷺、北京雨燕等鳥類生活于此。這條充滿文化底蘊的城市軸線，也見證了人與野生動植物的和諧相處。
